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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年過半百,人生苦短,活在世上這麼多年,可以說走過許許多多長長的道路,閱歷過數不清道不完的人生往事。在記憶的長河裏,我下鄉駐村,頂風冒雨,訪貧問苦,走過崎嶇不平的山間羊腸小路;我南國旅遊,乘坐飛機,頭頂烈日,走過海南天涯海角沙灘路;我串親訪友,乘坐輪船,從重慶過武漢再到九江走過長江水路;我南來北往,或求學或工作或看病或旅遊走過無數次鐵路;現在生活在大城市,我每天都行走在公園甬道、大街小巷的柏油馬路和平平坦坦的水泥路、高速公路。幾乎生活的每一天,只要邁出家門,就要走路,可是,最使我刻骨銘心念念不忘的還是那條條彎彎的鄉路......

在那少不更事的童年、懵懂青澀的少年和青年期間,我對家鄉的記憶最突出的有兩點,一是貧窮落後,溫飽不及;二是土路難行:晴天塵土飛揚,雨天泥濘不堪。何以見得?我記事時是人民公社大集體,吃的是“紅薯湯,紅薯饃,離了紅薯不能活”,半年瓜菜半年糧,每年春天鬧饑荒。“吃糧靠救濟,花錢靠貸款,物資奇缺,憑票供應。穿戴更是破衣爛衫,“新三年,舊三年,縫縫補補又三年”。我20歲了,穿的還是父親退役的破衣服,褂子褲子都是補丁摞補丁。到了1987年,老家農村還沒用上電燈,全靠點煤油燈照明。鄉間的道路別提啦,晴天“洋灰路”,雨天“水泥路”。即晴天土路被太平車(四輪木軲輪車)、馬車、架子車、拖車(一種犁地時拉農具的木制車)碾軋得塵土飛揚,一遇大風,更是形成沙塵天氣,嚴重地污染空氣和環境;雨天土路水摻泥,更是一踟一滑,黏土粘腳,走起路來十分困難。那個時候,多麼羡慕城裏人啊,天天走柏油路,後來走水泥路。

鄉路彎彎,它指引我讀小學,上初中。我從上小學一年級起,就每天沿著自己的家門到李大莊學校的1裏路途來回奔波。從2年級起到4年級止,我沿著自己的家門到朱寺橋學校的2裏路途反復奔跑。嚴格地說,這4年我只是在一間兩間的民房教學點裏讀複式班,一位男老師要教幾個年級的30多個不同年齡段的孩子,可以說是在家門口上學,正好符合幼兒年齡小體力弱走不遠的實際,農村的孩子家長開明能讓你念書就不錯了,哪管是天晴路好走還是陰雨土路泥濘?更不會享受城裏的孩子的嬌慣,上小學幾年都是家長來回接送。到了升入高小,讀五年級時才第一次踏入了4裏外的相鄰大隊正規學校——張坡完小,而此時已有六、七、八年級。沒上多長時間,就出現“停課鬧革命”紅衛兵、紅小兵批鬥老師的現象,正好我那時又瘦又小,嫌羊腸小路既遠又難走,每逢下雨上學,深一腳淺一腳,就像是在和泥土拼命鬥爭,這時不讓上學了,也好歇歇腳,回家天天放牛、割草、玩遊戲,自由自在極啦!

到了1969年春,正值“文革”高潮時期,社會上跳“忠”字舞,在毛主席祝願牆前搞“三忠於、四無限”的早請示、午祝願、晚彙報”正在廣大農村、機關、學校盛行。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八次接見全國紅衛兵的新聞紀錄片在8裏開外的梁橋大隊上映時,我不顧土路泥濘又距離遠,硬是跟隨大人跑個來回,累得我三天還腿痛。等到1970年春,我大隊開辦五年級教學班,也是回應毛主席的“學制要縮短,教育要革命”“五.七指示”精神,大辦農村教育,在謝莊大隊是小學五年制最高年級,教室就設在大隊部五間辦公室的其中當門三間,上學的路途卻縮短了2裏,以至於後來的兩年初中,我都是在這條1公里多寬寬的土路上奔走求學的,好者是隨著年齡的逐漸增長,再遇下大雨天,土路再難走也比以前有力氣啦,也不怕旱天大路上塵土飛揚風沙彌漫啦!

鄉路彎彎,它指引我讀高中,當民師。1973年春,我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30華里外的縣城高中。第一次出遠門,對一次沿著10裏鄉間土路邁上了由柏油鋪就的20裏的駐新公路,那“小小扁擔三尺三,一頭竹籃一頭面。竹籃盛的是窩頭,一周口糧早晚餐。麵粉就是擀湯麵,一半薯幹摻豆麵。中午麵條全靠它,四兩稀湯兩碗飯。網兜餾饃大鍋蒸,飯場搶食真難堪”。兩年的高中生活,每週都靠自己的鐵腳板,往返兩趟丈量著每一尺鄉間土路,也用自己的鐵腳板,無數次地丈量著校內校外每一寸磚渣路。從兩層木質寢樓到磚混結構的平房教室,從教室到伙房到大操場,磚渣路顯示出了它的巨大優勢:無論雨下的再大,只會弄濕母親手工做的千層底布鞋,咋也不會再蹅泥巴,和鄉下相比,感到很滿足,優點多多,最起碼點燈不用油,電閘一推,開關一拉,明晃晃亮堂堂的電燈教室裏燈通明,那是多麼地神奇呀!僅就點燈和路面兩條相比,城鄉差別是多麼地大呀!怪不得鄉巴佬陳煥生進城——啥都不適應,一切都是那麼洋氣,都是那麼不可思議!